柏杨曾经那个热血青年河南文学名家鹿鸣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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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20世纪50年代起至年4月29日逝世,柏杨笔耕半个世纪,为读者留下作品百余部,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是最畅销的一部书,《中国人史纲》、《丑陋的中国人》则在当代华人世界中流传最为广泛。

“早年柏杨是一个热血青年,可以称之为是热血的爱国青年,他年轻时候参加过“三民主义团”,在“青干班”受过训的,还宣过誓。他是当年比较左派的青年,后来他在《中华日报》发表的一篇文章被认为是侮辱了蒋介石,就被抓起来,释放后又被捕,给他罗列了很多罪名,认为柏杨是通匪,要以非法之方法颠覆国民党政府。所以他被判得很重,判了十几年。他坐牢后,很多人物为他奔走呼告,他也受到各方面的重视。到蒋经国的文化政策松动,柏杨被释放时,他已经被关了九年又二十六天。”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、教授陈晓明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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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杨当年很有政治激情,关心中国的前途命运。“柏杨要厘清世俗社会,他对精英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来说是持嗤之以鼻的态度,他就是要做世俗的领袖,他是和老百姓、和平民、和普通人划等号的,恰恰在这个意义上他来批评。所以他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自省,是自我批判。”陈晓明认为,柏杨想要确立平民文化和价值,想确立他们的尊严,自尊、自省,确立他们的现代的一种文明的道德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把握柏杨,大家读他的杂文,可能就会理解他那么多激烈的批判理由是什么、依据是什么。

柏杨写的最好的是杂文。一本《丑陋的中国人》的杂文合集,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,将传统文化种种弊端,摆在眼前。“酱缸文化”震惊华人世界,令人深省。被称为台湾的鲁迅。

柏杨的杂文主题有几个方面,首先是传统的正义、正直、良善,所以他把所有非正义的、伪劣的、丑恶的、丑陋的文化都予以坚决的斥责,所以他把它称之为“酱缸文化”。在柏杨看来,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源自于人性之劣根。他是一个泛人性论者,他的《丑陋的中国人》的批评就是要找到文化与人性的病根,他这个主题延续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题。

柏杨看重日常生活的事实,他总是于细微处见精神,正是人们的行为举止、道德品行、性格胸怀、态度趣味等等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,决定一种文化的价值取向,迄今为止没有人像柏杨那样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地观察社会现实,对当下现实随时随地发言,他既是在扫除那些陈规陋习,也是在开创市民社会新的生活空间。

“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,都像长江大河,滔滔不绝地流下去,但因为时间久了,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,像死鱼、死猫、死耗子,开始沉淀,使这个水不能流动,变成一潭死水,愈沉愈多,愈久愈腐,就成了一个酱缸,一个污泥坑,发酸发臭。”柏杨在美国纽约孔子大厦的讲辞中提到“酱缸文化”曾让很多中国人产生误解,认为柏杨现实对中国文化是全盘否定的污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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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最初整理出《丑陋的中国人》时,许多人都无法接受柏杨如此直白犀利的笔调。甚至有很多人因为这本书,抨击他不爱国,忘记自己也是一个中国人。

其实,柏杨选择在特殊的年代写下《丑陋的中国人》,整理出版此书时,是怀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。在书中,柏杨以锐利的笔触批判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劣根性。

通过此书,柏杨想呼吁中国人跳出恶臭的酱缸,反省自己的丑陋,有尊严地活着。柏杨与鲁迅十分相似,都是从社会的负面入手,对其进行猛烈的批判。鲁迅成功揭示出了民族的劣根性,而柏杨则是在此基础上,痛快犀利地继续直击多数人的痛点,强烈批判中国人身上存在的劣根性。

柏杨在揭示这些现实时,毫不留情,干净利落。他希望中国人能摆脱这种劣根性,也希望中国人能走出酱缸,不断开阔视野,而不是盲目或刻意地忽视身上的缺点,自欺欺人地过完一生。

年柏杨从绿岛监狱获释回台北,开始整理在九年零二十六天的牢狱生涯里,用生命书写的《中国人史纲》,此书一出版好评如潮,被列为“台湾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本书”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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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人史纲》是充满趣味的平民史书,冷静而充满人情味的视角,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立场鲜明的批判与反思,“形容”和“描述”带着文学智慧的笔墨,给读者以欲罢不能的阅读体验。历史不再面无表情,而是深入到个人的情感内心,得到的却是“以史为镜明得失”的沉思与反观。

不要年号、谥号,对君王直称其名,每个年号都是统治者细加斟酌,深思熟虑后所得,因蕴含着统治者美好的祈福祝愿,时而被统治者更改。如南周第一任皇帝武曌改过十四次年号,导致现代中国人了解历史,产生强烈的混淆感,也增加记忆负担。

柏杨在编写《中国人史纲》时,大胆的绕过年号,采用公元纪年,使读者简单迅速的了解所述历史的事件位置,距离现代的时空概念。传统史书强调“奉正朔”,而这一本书史无前例的以“世纪”为单位,以公元纪年为纪年,把王朝号、国号、年号谥号都放在次要位置上。

《中国人史纲》的内容可谓精彩绝伦,并且很有特点。有大量的表格:例如春秋时期有大量的政变事件,一部《东周列国志》看得人眼花缭乱。柏杨在纪元前七世纪到纪元前五世纪的三章里,用三个表清晰扼要地介绍了“封国的吞并与逐君杀君”的情况。

《中国人史纲》在编排设计中,每章最后的“东西方世界”一节,则彰显柏杨的别具匠心和视野。宋明之后,尤其是十六世纪开始,西方政治文明突破性地发展起来,科技之光兴起,中西方的发展遂于此分道扬镳,并终于导致十九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不堪收拾。

每一个世纪作为一个段落,在开头和结尾,都有东西方世界闻名进程比较,能够清晰了解这个世纪东西方文明发展的方向、程度、历史脉络,读者的阅读感受从天空鸟瞰中国历史,而不是从中国看地球的历史,给人一种整体史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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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的人在扼腕叹息之余,更应该明白到,不仅仅从中国来看中国历史,和不仅仅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未来的发展,是多么必要和意义非凡。

柏杨看历史事件的角度比较新颖,这也许与他接触到的国外史学有关系,在这本书中他基本是按照现代新颖视角去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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