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章传统的传承与进阶
——论梁衡的《树梢上的中国》兼及其散文创作史
高明勇
一、正在成为“文章现象”的“梁衡散文”
“梁衡散文”已经形成一个文章品牌，乃至一个文章现象，但是却很难为梁衡设定一个清晰的“画像”。
一来，在新闻、政治与文学之间，梁衡腾挪自如，各有标志性的代表作。新闻方面，他先后任《内蒙古日报》记者、《光明日报》记者、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，曾有“新闻四部曲”（《记者札记》《评委笔记》《署长笔记》《总编手记》）闻名于世；政治方面，他曾担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，以官员身份从事专业写作，并且取得卓越成就，这一点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，或许正因为这个身份，才有了相应的认知高度与政治穿透力，先后有《继承与超越》《官德》《文风四谈》等作品对政治问题进行思索；文学方面，除了早期的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为人津津乐道，更多为人所熟知的是散文成就，写自然的“名山大川”，写人物的“人杰鬼雄”，比如《觅渡》《洗尘》《把栏杆拍遍》等，此外，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创作主张，如专论《文章五诀》，著作《我的阅读与写作》等。
二来，梁衡一直笔耕不辍，所有的创作处于动态探索和自我超越之中，静态性的描述与评价显然远远不够。早期的《晋祠》开启了系列山水散文主题写作，《觅渡，觅渡，渡何处》《大无大有周恩来》等代表作背后是一系列政治历史人物的政治散文创作，随着散文集《树梢上的中国》的出版，对于作者梁衡而言，具有更为特别的意义。散文集《树梢上的中国》中，梁衡寻访了20多棵古树的生长史，通过对这些古树前世今生的文学表达，重构了“人与树”的互动关系，从树的视角，重新打量中国历史。
而从文本细读层面看《树梢上的中国》，梁衡在创作手法的探索上，较好地解决了“工而不自由”的问题——对于自许“苦吟派”的梁衡而言，一度，创作考验是如何平衡“工”与“自由”的关系。
经过数十年的创作探索与实践，“梁衡散文”正在成为一种“梁衡现象”。
一方面，“梁衡散文”被高密度入选各类教材。据不完全统计，“梁衡散文”有71篇次入选大中小学课本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入选中小学校课文最多的作家之一，写居里夫人的《跨越百年的美丽》分别入选14个不同版本的教材，写辛弃疾的《把栏杆拍遍》入选7个不同版本的教材。其近作《树梢上的中国》，不仅入选全国首届“公众最喜爱的十本生态环境好书”，也被评为本年度大学生喜欢的十五本书。
另一方面，“梁衡散文”频频出现在包括高考、中考在内的各种考试中。比如，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（天津卷）选择了他的《线条之美》（《人民日报》，年6月23日）。年2月5日，梁衡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文章《花果飘香的宾川》，当年的高考地理试卷题目就包含宾川的水果种植业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“梁衡散文”近年被当作中考语文阅读理解考题的文章有：《文章为思想而写》（年·山西太原）、《书与人的随想》（年·山西太原）、《享受生命》（年·山东潍坊）、《人人皆可为国王》（年·四川巴中）、《匠人与大师》（年·河南）、《母亲石》（年·江苏连云港）、《匠人与大师》（年·广西桂林)、《丰收岭绿岛》（年江苏无锡）、《夏》（年益阳中考语文试题）、《沙枣》(年北京中考）、《背书是写作的基本功》（年江西省中考）、《霍山红岩》（河南）等。
现象背后，是梁衡对文章传统的接续与进阶。
二、文章传统的传承延展
文学界的散文创作早已进入某种尴尬境地，一方面，纯粹的职业散文写作者在急剧萎缩（主要指高水准的创作者），很多创作者自身已经失去探索、试验和尝试的动力，难以突破自己，超越自己。另一方面，散文在被来自跨文体的写作者攻城略地，以及被各种低门槛的涌入者鱼目混珠，面目模糊。
更何况，“散文”的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，无法说清其内涵与外延，无法界定作为文体的“散文”与其它问题相比，其边界何在。
王梦奎曾说：“考察近代中国文学史，散文发展的主流始终是同社会政治和思想进步的潮流相呼应的，有成就的作家很多都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积极参与者，他们作品的社会意义也因此而增加。梁衡的散文继承着这种优良的传统。”他所说的传统，更多偏重“文以载道”的传统。
而“梁衡现象”揭示的还有一个传统，就是文章写作的传统。在这个层面，教材的大幅收录，试卷的高频采用，至少提供了一个参照。
1、重新理解“文章传统”
理解“梁衡散文”，“文章”的概念至关重要，“文章传统”更是贯穿其中。
关于文章写作，梁衡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本，谈“一篇文章怎样才好看呢？”由此，他提出了“文章五诀”的写作主张：形、事、情、理、典五个要素，我们可以称之为“文章五诀”。其中形、事、情、理正好是文章中不可少的景物、事件、情感、道理四个内容，又是描写、叙述、抒发、议论四个基本手段。四字中“形”“事”为实，“情”“理”为虚，“典”则是作者知识积累的综合运用。
他进一步阐释：“（创作）手法必须有变化。最常用的手法有描写、叙事、抒情、说理等。如就单项技巧而言，描写而不单调，叙事而不拖沓，抒情而不做作，说理而不枯燥，文章就算做好了。但更多时候是这些手法的综合使用，如叙中有情，情中有理，理中有形，形中有情，等等。所以文章之法就是杂糅之法，出奇之法，反差映衬之法，反串互换之法。”[1]
这个写作主张，其实就是对“文章传统”在方法论层面的重新理解与高度提炼，来自梁衡散文创作的经历与认知，又反过来影响甚至统摄其散文创作。在宏观层面，“文章传统”可与“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”（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）相衔接，微观层面又与梁启超、叶圣陶、唐弢、夏丏尊以降的文章修养相沿袭，进而言之，对话题选择的重视，对写作目的的反思，对语言推敲的专注，对修辞锤炼的讲究，对思想表达的思索，都是“文章传统”所在意的范畴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梁衡谈“为文之道”，绝大多都是采用“文章”——当然，从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的分类来看，散文的创作逻辑也是最符合文章传统的。
2、精心选择“文学意象”
如果说“文章传统”是梁衡散文创作的灵魂的话，那么，“文学意象”就是重要的创作抓手，其中所蕴藏的象征与寓意，都是通往文学的通道。
在梁衡的散文创作史中，不但“文学意象”随处可见，对“文学意象”的运用更是愈加娴熟。
其写瞿秋白的代表作《觅渡，觅渡，渡何处》中，“觅渡”这一概念的来源，正是瞿秋白故乡江苏常州的觅渡河：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，祠堂前原有一条河，叫觅渡河。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，觅渡，觅渡，渡在何处？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，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。并进而得出“探索比到达更重要”、“哲人者，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”的评价——这种评价，已经超越了之前单向度的政治评价，从人生意义上给予瞿秋白价值的坐标。
在一系列的“红色经典”散文写作序列中，“文学意象”不仅是拉进与读者距离的载体，也是将理性思考具象化的写作方法。比如，写毛泽东，他选择的是延安的“窑洞”（《这思考的窑洞》），写邓小平，他选择的是“小院”和“小路”（《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》），写中国共产党，他选择的是“小船”（《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》），写西柏坡，他选择的是“红毛线，蓝毛线”（《红毛线，蓝毛线》）。
同样，在《树梢上的中国》中，“左公柳”意在纪念左宗棠，“沈公榕”将淡化出历史舞台的沈葆桢重新推向公众视野，“重阳木”再现了彭德怀最为悲壮的历史片段。
尤其是，将一系列的“古树”作为人性与历史共同搭建的舞台，作为线索，作为精灵，和中国的历史年表，与那些忽明忽暗的历史人物，一一勾连起来，显示出作者独特的审美取向。
3、着力延展“文脉谱系”
在“文脉谱系”的文学创作中，自然文学一直是一个永恒的母题。在当下，不少作家为此做出极大的努力，不管是早期呐喊“伐木者，醒来！”的徐刚，还是近年孜孜于新疆牧场风情创作的李娟，以及致力于美国自然文学翻译的程虹教授，都可圈可点。
此外，就当下的散文创作谱系而言，小说家阎连科的田园散文创作，苇岸的自然散文创作，与梁衡的自然生态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阎连科在《北京，最后的纪念》中，耐心地书写《一畦芹菜的生长史》，《一棵丝瓜的前缘今生》，想象《一把铁锨的命运》，《一张锄的新生命》，感叹《对一棵失去的槐树的追忆》。
苇岸所记录的《大地上的事情》，为年的“二十四节气”所作的散文画像，被誉为“大地写作者和践行者”。
共性之处在于，在自然中挖掘出人文的精神，又以人文契入自然的生态之中，在共生共存的理念下，赋万物以灵魂。
而梁衡的“自然文学拼图”不仅独具特色，更拓展了其创作边界。
就自身创作史而言，《树梢上的中国》中的系列创作，不能简单视为梁衡散文的延续或转向，更是对自身的创作经验的整合与超越，“人文古树”中可以看到“名山大川”的影子，也可咂摸到“人杰鬼雄”的人生况味。
就散文创作界而言，中华“人文古树”系列散文创作，将这一主题引入新的空间，他借由“人文古树”这一题材切入，还提出了“人文森林学”的概念，冀望把森林保护从自然层面上升到人文层面。
三、文章传统的身份意识
年年底，江苏文学批评家张宗刚在勾勒该年度江苏省的散文创作时，采取了一个“身份”的视角，即，将散文创作的格局与发展，从创作者的身份或社会角色进行解析。
他的分类主要是四类，教授的学者散文，历史作家的文化散文，诗人的散文，和小说家的散文。[2]
江苏的散文创作，也是全国的一个缩影。一般理解，“身份”的跨界，能为其他题材“嫁接”新鲜的元素与基因，对于散文这种常被冠以“形散而神不散”的文体来说，包容性与延展性极强，更多“身份”的涌入，为散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。
在梁衡散文创作中，则体现为多种“身份”以及“身份”背后创作意识的重叠与融合。
1、记者为文的现场意识
梁衡是记者出身，“记者”的职业特点是“现场意识”，到达现场，返回现场，并把这作为思考的起点，写作的始发站。
在代表作《觅渡，觅渡，渡何处》中，开头就写到：“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。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，我就想写篇文章。”行文常见现场的句子：“我在这间旧祠堂里，一年年地来去，一次次地徘徊，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，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。”
在《这思考的窑洞》中，窑洞的“现场”比比皆是：“我从延安回来，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窑洞。”“当三年前，我初访延安时，这熟悉的土窑洞却让我的心猛然一颤，以至于三年来如魔在身，萦绕不绝。”“我看着这一排排敞开的窑洞，突然觉得它就是一排思考的机器。”“我在窑洞里徘徊，看着这些绵软的黄土，感受着这暖融融、湿润润的空气，不觉勾起一种遥远的回忆。”
在另一篇写《康定情歌》作者吴文季的散文中，“现场”的记录穿插全篇，乃至有了一些“游记”或“采访侧记”的色彩。“南国冬日，冒着凛冽的海风，我来到福建惠安，看一个给全世界留下了永远的爱，自己却没有得到爱的人。3年前，我到川藏交界的康定，无意中知道那首著名的《康定情歌》的发现整理者是一位叫吴文季的人，原籍福建惠安。以后就总惦记着这件事，今天终于有缘到访他的故居和墓地。”“那天晚上我就宿在康定城里。”“转过一个小坡，爬上一个山坳，终于出现一座孤坟。浅浅的土堆，前面有一块石碑，上书吴文季之墓，并有一行字：‘他一生坎坷，却始终为自由而歌唱’。”“我在墓边坐着，南国的冬天并不凋零，放眼望去，大地还是一样的葱绿。”[3]
在《树梢上的中国》的序言中，梁衡认为：“这（写作）无异于历史研究与田野考古。写一棵树常要来回数千里，采访三四遍，耗时几年。”[4]所以，这二十多篇“人文古树”的散文，几乎都是作者亲自到现场寻访提问得到的第一手资料，专门为采访古树而去，在现场寻找历史的踪迹，寻找创作的灵感。
比如，在《左公柳，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》中，他写到：“由西安出发西行，车驶入甘肃境内，公路两边就是又浓又密的柳树。这种柳，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，它树身高大，树干挺直，如松如杨，而枝叶却柔密浓厚。”“那天，我到柳湖去，想穿越时空一会左公的音容。只见湖边星星点点，隔不远处就会现出几株古柳，躯干总是昂然向上的，但树身实在是老了，表皮皴裂着满是纵横的纹路，如布满山川戈壁的西北地图；齐腰处敞开黑黑的树洞，像是在撕心裂肺地呼喊。”
这些寻访或采访的过程，对梁衡来说，更像是一位记者，或者说回到了“记者”的角色。
2、政论家为文的问题意识
所谓“政论”，宽泛意义上可以理解为针对当时政治问题发表的评论，而“政论家”的特点之一，就是强烈的问题意识。
梁衡的文学成就，大多数人是通过阅读其散文了解的，其实他创作了大量的政论作品，比如在《文风四谈》中，他鞭辟入里，批判种种现实中“假大媚空”的文风陋习。
这种“问题意识”，同样贯穿于他的散文创作。
比较典型的是他的《假如毛泽东去骑马》，这是他近些年的代表作之一。他从毛泽东50年代末、60年代初的一句话入手：“我就是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走，一条黄河，一条长江。如果你们赞成，帮我准备一匹马。”“自从看到这几则史料，我就常想，要是毛泽东真的实现了骑马走江河，该是什么样子？”
“我们设想着，当毛泽东骑马走江河时，对他触动最深的是中国农业的落后和农村发展的缓慢。”“这次，毛沿途一路走来，看到了许多年‘大跃进’留下的半截子工程。”
“我猜想毛这次重到西北，亲见水土流失，一定会让他重新考虑中国农业发展的大计。”
“这次，毛一路或骑马或步行又重新回到百姓中间，所见所闻，隐隐感到民间积怨不少。”
“在黄河流域，主要是勾起了他对战争岁月的回忆和对老区人民的感念，深感现在民生建设不尽如人意，得赶快发展经济。而走长江一线更多的是政治反思，是关于在这里曾发生过的许多极左错误的思考。”
作为散文，在行文中思考的都是非常严肃的政治决策问题，梁衡认为：“这样的假想，是对历史的复盘，也是对再后之人的提醒。历史不能重复，但是可以思考，在思考中寻找教训，捕捉规律，再创造新的历史。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，一个犯了错误而又不知反思的民族是更悲哀的民族，一个学会在失败中思考的民族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民族。”[5]
类似的问题意识，在《树梢上的中国》中则表现为对生态保护的担忧，对人文古树生存处境的焦虑。
3、学者为文的学理意识
梁衡散文中常使用“判断句”，涉及对历史认识的重新发现，重新评价，而史料是否确凿，史识是否正确，都是极大的挑战与考验。
梁衡为文，下笔谨慎而稳健。曾有记者提问说，梁衡笔下的这些伟人，其实大家都很熟悉，要写出新意，可以说非常之难，为什么梁衡总有新的角度，总有新的史料，而且还总有独特的哲理思考，为什么总是梁衡在发现？
对此，梁衡的解释是：“《大无大有周恩来》这篇文章前后经过了20年。周恩来是年去世的，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第一次办周恩来遗物展览，我那时候在太原工作，专门坐火车去看那个展览。从年开始搜集资料，到年发表这篇文章，整整20年。这中间有个变化，我工作调到了北京，到了新闻出版署，接触的资料就更多了。写瞿秋白的那篇《觅渡，觅渡，渡何处》，前后是6年。”[6]
学者董岩认为，梁衡在“理论方面，已发表《文章五诀》，提出了形、事、情、理、典的文章做法。在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，都日趋成熟和完善。在这些文章中，大都遵循着这样一种结构：以具体、生动的形或事为切入点，以‘我’的视线为脉络，通过梳理人物复杂的史料，展现精神世界，并实现历史与现实的跨界对话。”[7]
在《树梢上的中国》中，梁衡首先为“人文古树”树立标准，然后依次展开选择与写作：“纵向看，其事必为记录历史的里程碑；横向看，其貌必为本地区的一个坐标。”
正如梁衡自己所言，自己的作品是文学的外衣，学术的内容，“文学为体，学术为用”。“30多年前，我曾出版过一套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，那是用文学翻译科学；后来又写了不少政治题材的文章，是用文学翻译政治；现在是用文学来翻译学术，或者是从学术中拎出一条文学的彩线，学术的天地也居然这么美丽。”
四、文章传统的进阶超越
文学中赓续“文章传统”，对创作者来说，在文无定法与文有规范之间寻找到平衡点，对读者来说，尤其是对于学生来说，则提供了某种可学习性，可借鉴性。
当然，散文作品或文学作品进教材，说明符合教材的某种评价标准，但并非对文学的唯一标准，或最高标准。换句话说，也可以理解为，散文作品或文学作品进教材，是不是一种评价标准？如果是，这个标准是什么？如果不是，为什么？
1、传承传统，摆脱模式痕迹
对这种传承，也存有一定的质疑。梁衡早年曾对杨朔散文提出质疑，指出“杨朔模式”的两个特点：内容上的虚幻性与象征性，结构上的稳定性，即“物—人—理”的三段式结构。同时，指出“杨朔模式”的本质是假，是一个叫人“忘记自我、为空头政治服务的假模式”，造成的流弊是模式化、僵硬化，使散文的艺术之路越走越窄。[8]
有论者认为，梁衡的散文是否存在一种新的创作模式。笔者也认为，伴随着梁衡散文的成熟，其风格也大致的显现出一个脉络，同时也凸现出两个相对难以协调的矛盾：作品文体的同构化倾向和理性立场与审美冲动的失衡。
然而，这种倾向与失衡，并不意味着所谓的“梁衡模式”。如果结合梁衡近年来的散文创作，尤其是《树梢上的中国》中的系列散文来看，更是梁衡的一种进阶，早已摆脱模式的痕迹。
在《华表之木老银杏》《万里长城一红柳》《死去活来七里槐》《百年震柳》等篇章中，叙事自然，行文自由，不但没有同构化倾向的色彩，在理性立场与审美冲动之间也游刃有余。
2、工而自然，超越形散神聚
散文创作，一般认为其核心原理在于“形神而神不散”，或“形散神聚”。对梁衡而言，则更多地体现为“工”与“自然”的平衡。
文学批评家谢有顺曾有一个解释，认为“梁衡的散文能一再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作范文，我想，主要是因为他的散文多符合规范，而少随意和恣肆，适合于中学生模仿学习。而他的政治散文之工，则主要体现在独特的视角和情理的交融上。”
由此，他提出了一个散文创作的关键命题，“我相信，多数的散文作者，都面临着如何在自由与雕琢、潇洒与匠心之间找到平衡点的困惑。散文写作的难度正在于此了。”
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：“法在无法之中，情在自然之中，这可谓是散文在自由与求工之间的完美结合。散文写作要想越过工巧，直达无法、无技巧的天然之境，那是幻想。散文也需要用心经营。”[9]
至少最近十年，不管是以《假如毛泽东去骑马》为代表作的系列政治题材散文，还是以《左公柳，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》为代表作的“人文古树”系列散文，可以看出，梁衡在这一命题上着力破解，“在自由与经营（工）之间徘徊，寻找二者的平衡，以达潇洒自然之境。”
在这些文本中，“叙事”更为洒脱，修辞若隐若现，“抒情”极为克制，感叹收放自如，“描写”注重细节，刻画状若绘制，“议论”一针见血，评判入木三分，“用典”恰到好处，契入字里行间。“大略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，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。”（苏轼，《答谢民师书》）——“行于所当行”，是如同行云流水的自由，“止于所不可不止”，是注重自我克制的经营。
而“经营”则更多体现为超越文本，“人文古树”系列本身即为一种“经营”，从标准的拟定，到古树的寻觅，“经营”无处不在，但又自然而然，顺理成章。
3、追求经典，注解文无定法
理解“梁衡散文”与“梁衡现象”，有一则他的诗歌与散文可以辅助。
诗曰：“文章从来无中求，耻踩前人脚印走。语不惊人死不休，篇无新意不出手。”
散文是《说经典》。他阐释自己所理解的“经典”：“经典所以经得起重复，原因有三：一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；二是有绝后的效果；三是上升到了理性，有长远的指导意义。经典不怕后人重复，但重复前人却造不成经典。”
文学创作上，何谓“经典”？梁衡将文章的作法分为文法和章法。文章的好坏，取决文法和章法运用的水平。文法主要包括字、词、句、语法、修辞，章法主要包括立意、境界、五诀（形、事、情、理、典）、意象、标题。
在写作目的上，他推崇“两为”，文章为思想而写，为美而写。从《树梢上的中国》，倒推梁衡的散文创作史，可以看到一系列文学探索背后的文学抱负，以期达到“个人的深度”（克尔凯郭尔语）。
可以说，这种“经典”意义的追求，是梁衡持续创作、持续创新的动力之一。
参考文献：
[1]梁衡：《文章五诀》，《人民日报》，年1月10日
[2]张宗刚：《文学大省的散文气象》，“江苏文学”